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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敢为禁区摁绿灯的老干部后来都怎么样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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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2-10-18 18:29:1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那些敢为禁区摁绿灯的老干部,后来都怎么样了?


你是怎么负责给看的门?

你是怎么负责给看的门?


“如今那么多‘游泳健将’,

都挤到一个‘游泳池’里,

就只能‘插蜡烛’了。”

——表演艺术家·赵丹

「逝于1980年10月10日」

出自:《…太具体…没希望》

……

01.

1998年3月,中影举行看片会,各地影院经理到场。片子194分钟,中途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场。看完后,经理们排队上厕所,纷纷发表感言,说这是近年来看过的最爽的洋片。大家对高票房的期待,瞬间有了底气。

更有底气的事,还在后面。3月9号,一位热爱文艺的老人,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:“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。最近要上演一部叫《铁达尼号》的电影,过去叫《冰海沉船》。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,贫与富的关系,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……”

省略号后面的内容,我这里就不方便打出来了。

这段讲话被刊登在《羊城晚报》上。广东电影公司宣传科的同志,嗅觉很敏锐,意识到可以借力,赶紧传真各单位,给《泰坦尼克号》造势。后面的事,想必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还记得。因为老人一番话,杰克和肉丝的爱情故事,成了当年最大的话题。电影摘下11项奥斯卡奖后,4月1号,全国公映。各地观众都看疯了。有的影院,甚至为抢拷贝大打出手。

当年的引进版本,显然、必须是删减过的。但由于中影手上只有300个拷贝,根本不够支撑全国院线。有的小地方院线,就私下里买了盗版拷贝,以至于某些观众记忆中,一直看的是未删减版,声称一刀未剪就上映了。

这显然是对我们审片工作人员日夜辛劳的轻视和污蔑。

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

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


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」

最终,《泰坦尼克号》在1998年收获了3.6亿的票房。这还是由于上面发文,说差不多行了,别再放了。不然就破4亿去了。这个数据,占了当年总票房的五分之一。直到11年后,《变形金刚2》才给打破。

回忆此事,广东电影公司的宣发同志说:

“那份报道引起很多地方领导的重视,当初政府机关包场占了相当比例。”

所以你看,这3.6亿票房,老人一番话,不知道起了多大的力量。在过去的岁月里,这种事并不少。平日里,广大人民群众不大能听见、看见的文艺作品,就因为某些老干部的一句话,一次历史性绿灯,突然就见光了。

当然,摁下绿灯后,每个老干部的结局,也不大一样。

并不是每个人,都能从容退场。

02.

80年代,新鲜事很多,争论、帽子也很多。那时候,敢摁绿灯的老干部,都很有勇气。众所周知,在所有绿灯中,王昆摁的那一个,最有名。

很多人都是那句话,要不是王昆让崔健上台唱了《一无所有》,中国摇滚还在马克西姆餐厅自娱自乐呢。那时候,“摇滚”二字,基本等同于流氓。一头长发的丁武,被警察当街教育,说你对得起你爸妈吗?崔健的“七合板乐队”因为搞摇滚,乐器都被团里没收,还被北京市委宣传部约谈。

他们说这是世界音乐,应该介绍一下。没人敢点头,乐队很快就散了。

当年别说摇滚了,连稍微软性一点的流行音乐,都是批判对象。邓丽君的歌,更是文艺晚会之大防。但就在1984年春晚上,朱明瑛唱了一首《回娘家》。这歌一开始被传为“河北民歌”。后来大家才知道,出自邓丽君1982年的专辑《初尝的寂寞》,原名《小媳妇回娘家》。是一首流行歌。

朱明瑛来自东方歌舞团。1962年,这个团成立时,王昆是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。20年后,她成了团长兼党委书记。歌就是她让翻唱的。

崔教父谎称在家养伤,写出《一无所有》

崔教父谎称在家养伤,写出《一无所有》


「一个文艺史的偶然或必然」

那一年,崔健去上海接私活,被单位劝退。崔教父谎称在家养伤,写出《一无所有》。团里同事一听,当场就哭了。歌在马克西姆唱过,但没机会公开表演。恰好东方歌舞团支持搞“世界和平年·百大歌星联唱”,崔健就去找王昆。王昆听完后,顶着巨大风险,让崔健上了台。

演出当晚,中顾委的秘书长,76岁的老干部荣高棠,怒而质问,王昆,你怎么能搞这个呢!王昆笑呵呵地打太极,说不就是一首情歌嘛,小伙子搞对象没搞上,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就这么着,中国摇滚乐,突然就地上了。

除了《回娘家》和《一无所有》,王昆当团长时,还挖掘了郑绪岚、成方圆、程琳、李玲玉等女声,基本上都是唱流行唱火的。因此,王昆一度被指责为“引进流行音乐的罪魁祸手”。但王昆根本不不怕。

一是人家自己硬气。当年延安首演《白毛女》,王昆演喜儿,把主席唱哭过。二是人家丈夫叫周巍峙,写过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,当过文化部代部长。政治上,人家觉悟高着呢。所以王昆当时很自信:

“过不了几年,你们给我的这顶帽子,就会被摘掉。”

2014年,在筹备“把歌声留给未来——王昆和她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”期间,这位优秀的老干部,突然头痛、晕厥,因脑溢血病逝,享年89岁。

没有她,中国流行音乐的公开化演出,说不定还要走好多弯路。

03.

1996年,东方歌舞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,那就是李谷一。不过在成为干部之前,李老师是被批判的那一个。那首歌,中国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。它叫《乡恋》,是电视风光片《三峡传说》的插曲。

李谷一老师当年受的委屈有多大,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很多了。

《乡恋》是连夜写出来的。《三峡传说》本来要上一首《思乡曲》,作曲家张丕基五易其稿才写出来,导演马靖华却不满意。不满意的原因很简单,《思乡曲》太过专业、高雅,很难在群众中流行。片子还有几天就要播出了,马导非让重写,让张丕基先回家睡觉,自己连夜写歌词。

写词时,马导想到王昭君和亲,一步一回头,告别家乡山水,便把这山这水拟人化,写作亲人,于是有了:

你的身影,你的歌声,

永远映在我的心中。

昨天虽已消逝,分别难重逢,

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…

第二天,张丕基看到歌词,瞬间来了感觉。李谷一拿到新作录音时,哭了:

“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。”

但《乡恋》有个问题,为了让歌曲洋气一些,张丕基用了架子鼓、电吉他、电子琴。这些乐器,在“文革”中遭禁,是“资产阶级趣味”。以至于录音前,架子鼓是从海政歌舞团仓库里找来的。会弹电吉他的乐手,只有一个。据说当年录音时,洋乐器一响起来,在场人员全都屏住了呼吸。

果不其然,《乡恋》一播,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。你要上街,经常能听见有人哼它。可惜,很快,指责就来了。有人站出来说,这歌很像邓丽君的唱法,是资产阶级腐朽产物,还给李谷一扣了帽子,叫“黄色歌女”。

一本叫人受益匪浅的书

一本叫人受益匪浅的书


「一本叫人受益匪浅的书」

1980年初,某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,直接点名《乡恋》,把李谷一称为“李丽君”。然后,《北京音乐报》刊文,说《乡》无论创作还是演唱,都是对洋音乐的拙劣模仿,毫无价值。批评文章,越来越多,措辞不外乎:

“嗲声嗲气,矫揉造作,一股歌舞厅、夜总会的资本主义味道。”

霸得蛮的李谷一老师,当然不服啊,自己写文反驳那些人,说这些唱法我们民歌里就有,跟资本主义有毛关系啊?结果,中央乐团一个领导直接派人捎话给她,说你要再这么顽固不化,这里就没有适合你的艺术土壤了。

所以你看,李谷一就不像崔健那么幸福,遇到了王昆这样的老干部。

这位领导,肯定不了解李谷一湖南人的脾气。李老师并没有放弃。1981年,上面迎春联欢,她听说邓公要来,提前跟演奏商定,人一到,务必演奏《乡恋》,让邓公来评理。可惜,当晚邓公没去。敢这么做,无异于跟领导对着干。李老师的底气来自哪儿呢?还是来自支持她的广大人民群众。

当时,全国人民天南海北地给她写信,说“黄色歌女”的帽子是污蔑,群众的掌声,足以证明一切。甚至有公职人员写公开信说:

“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,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,岂非笑话!”

04.

时间来到1983年。那年,央视要搞一台联欢晚会。没钱做录像,决定直播。导演落在黄一鹤头上。为了让节目有意思,现场更热烈,黄一鹤说,不如搞个点播热线吧,这样可以跟老百姓互动,才叫联欢嘛。

这就是第一届春晚。当时4部热线电话,被打得都快冒烟了。每接一个电话,工作人员就写一张节目条子。在所有来电里,《乡恋》点播次数最多。接线员每隔一会儿,就端一盘条子给黄导。黄一鹤和分管文艺的时任副台长洪民生,都不吭声,让端到一个叫吴冷西的老干部面前去。

吴冷西是时任广电部部长,亲自来督阵的。此前,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总编,后来又做了社长兼《人民日报》总编。没多久,点播《乡恋》的条子就积了五大盘。吴部长一看,满脑门子汗。

副台长洪民生壮着胆子上来:

“《乡恋》只是曲调软一点,没有大问题的。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。”

吴冷西来回踱步十几秒,最后一挥手:“唱!”

《乡恋》就这么给解禁了。

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

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


「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」

歌曲一解禁,广大群众纷纷给央视写信,夸它是“人民的好电视台”。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。吴冷西给《乡恋》摁绿灯,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,并不代表同类节目都能上台。第二年春晚,中央给广电部开会,讨论春晚开放程度,下面的人问,歌曲能不能软一点,芭蕾舞这类洋玩意儿能不能上?

答复是,不可以,不应该,严防“精神污染”,要表现好“统一团结”。

那时,黄一鹤跟洪民生正热情高涨,一听到“精神污染”四个字,心凉了半截。直到看见《中英联合声明》那个事,黄说,既然表现团结,干嘛不请个香港歌手呢?于是连夜写报告,并引用了《毛主席语录》的部分内容:

“毛主席说,凡是有人的地方,就有左右之分,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,所以,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。”

这就有了找张明敏的故事。具体怎么找到的,这里不赘述。这段历史想必很多人都知道。然而,对张明敏“政审”通过后,黄一鹤却突然接到了吴冷西秘书的电话。那头说,黄一鹤,部长的意思是,港台演员不能用,晚会要调整,如果能调整,你马上修改,如果不能修改,那就把你黄一鹤撤了。

也不晓得哪儿来的勇气,黄一鹤说,请转告部长,我的意见是什么也来不及改,如果要撤我,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!

说完,就把电话给摔了。

直到腊月二十七,副台长洪民生还跟部里打电话。从上午8点,一直打到11点半。最终把这事儿磨了下来。广电老干部,又摁了一次绿灯。

春晚结束后,央视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,说《我的中国心》这首歌,胡很喜欢,能否寄一盘录像带来,他想带全家人,一起学唱。

从此,港台演员献唱,成了春晚固定节目。

感谢吴冷西这位老干部是肯定的。当时的环境,一场直播,任何港台演员说错一句话乃至一个字,其中的政治风险,都不可估量。

但更要感谢的,是敢摔电话的黄一鹤。

是他拿自己前途当赌注,把这事儿办了。

05.

2002年,吴冷西因病去世。那时的春晚,已形成了复杂的审核流程,俗称“过五关”。1983年春晚,洪民生连节目都没审。刘晓庆要求在电视上给父母拜年,他也没说啥。但1985年,春晚在体育场办失败后,洪民生代表央视向全国人民道歉,还去22家地方电视台做检讨,局面就变了。

洪民生本以为会被撵走,结果不走反升,还被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,做“春晚节目的把关人”,翻译成大白话就是:审节目。

从此,春晚有了许多规定,比如每句话都要审核,比如彩排节目误差不能超过三十秒,比如港台演员申报。随着影响越来越大,审查规格也越来越大。1989年后,政治局委员亲自出面。老干部洪民生,主要负责问题汇总。

当时,一个节目正式审查,最少两次,工、青、妇、少数民族、解放军等代表都会参加决策会,每个部门,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。

所谓“把关人”,就是你得让各方面满意。

为了保住某些敏感节目,洪民生想了个办法。每次审核前,他先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,报节目,把争议点提出来,问可行否。李同意了,其他部门也不好说啥。春晚这么干,元旦晚会,他也如此。

梁左写给姜昆的那段相声,《特大新闻》,想必诸位略有耳闻。里面有句词,说某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,洪民生打电话问李瑞环,那里可以摆摊吗?李说,这种事情,相声里可以想象一下,办晚会嘛,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:

“你们放心,有什么问题,我给你们担着。”

就这样,《特大新闻》上了元旦晚会。

姜昆老师当年也是很敢说的

姜昆老师当年也是很敢说的


「姜昆老师当年也是很敢说的」

1992年,老干部洪民生离岗。他虽不做审核工作了,但一直关注春晚。二十年过去了,他心目中春晚最好的节目,还是黄宏的《打扑克》。

在他的任上,无论《乡恋》解禁,还是请港台歌手,这都算大的文艺突破。那两年的春晚,洪民生办得最痛快。晚会一结束,工作组跑出去聚餐,又唱又跳,觉得给老百姓奉献了一台好晚会,太过瘾了。

为了让节目好看,春晚头三年,他和黄一鹤变着花样创新,给不同节目摁绿灯。这才导致1985年技术手段跟不上,春晚办砸,向全国道歉。

也因为这件事,杨伟光调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被空降到了央视。

为了春晚好看,杨伟光也摁了一次绿灯。还不是小节目,是98春晚的主题曲。也就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《相约九八》。

写《一九九七,我的爱》的大佬靳树增,总强调这是自己的作品。实际上,这种重量级的歌词,要经春晚严格审查,并不是他一个人写的。这首歌是反复开会一个词一个词抠出来的。光歌词,就讨论了二十多天。

为了这首歌,那年春晚导演孟欣,花了很多心思,从灯光、化妆、布景上,统一色调,突出唯美。人,当然也要找两个大腕。只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一整年的主题曲。结果,临近除夕,歌被拿下,大家都慌了。

那英打电话给杨伟光问为什么,杨伟光打听了一圈儿才知道,春晚曾邀请王菲唱歌,要求她更改歌词。王菲拒绝改词,因此得罪了某人。

拿下《相约1998》,就是为了惩罚王菲。

所以,你看,老干部不但能摁绿灯,还可以随时亮红灯。

最后还是杨台长发了话:

“我们一定要有胸怀,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。《相约98》这么好的歌,那英、王菲一起演出,形式多好,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?”

06.

那个年代,很可能因为老干部一句话,就改变一个演艺人员的命运。要不是黄一鹤一句“你们上,出了事我顶!”,陈佩斯也不会演《吃面条》,名扬全国。要不是王昆打哈哈,崔健、丁武这拨人,可能还在友谊宾馆嚎叫。

难怪崔健唱完歌说:

“我恨不得把王昆叫妈妈!”

崔健想把王昆叫妈妈。还有一个人,想把张永经叫爸爸。

那是1991年,一个剧本送到了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、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的张永经手中。看完后,老干部非常兴奋:“故事里这拨人朝气蓬勃,敢作敢为,尤其是他们的创新精神,十分可贵。”

剧本名字,叫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。

这是当年名噪一时的“海马创作中心”为葛优量身定制的。

老同志的认识很深刻

老同志的认识很深刻


「老同志的认识很深刻」

1989年年底,大家在友谊宾馆侃片子,好吃好喝,24小时热水伺候。牵头的郑晓龙说,我们应该让大家欢乐一些。“海马”这些文青,都有杂志社工作经验。于是就说写编辑部。分工时,王朔6集,苏雷6集,冯小刚6集,葛小刚2集,魏人1集,傅绪文4集,马未都还得写1集。

彼时,正值社会转型,于是编辑部里,有马列主义老太太,有势力商人余德利,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。葛大爷呢,主要负责京圈文艺那套嗑。结果本子写完,北视中心搬家,剧本弄丢了。大家意兴阑珊。其他人都有工作啊,王朔没办法,只好带着冯小刚,用记忆力重写一遍。

然而,剧本送到北京广播电视局,没通过审查。

郑晓龙鸡贼啊,还送了一稿到张永经手上。

不久,广电局邀请张永经去北视中心宣布下马令。老干部谎称不舒服,连夜选了3集剧本,扭头送给主管宣传、文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,以及宣传部长李志坚,附上亲笔信。张与二人,革命友谊颇深。信上说,这是一部新颖的喜剧,内容不当处,我和编剧改,但不要抹杀青年的积极性:

“我相信,它拍出来后,老百姓一定喜闻乐见。”

王光看完剧本,提出了具体的改编要求。李志坚觉得轻喜剧是新东西,北京能带这个头,于大局有利。有了这两人的肯定,剧本迅速通过审查。随后,张永经带着冯小刚,一集一集地修改。直到电视剧开拍,剧本仍在修改。

年底,《编辑部的故事》大火。葛优一下子成了全国最红的男明星。后来双汇火腿肠拍广告,还拿李东宝和戈玲说事儿。同时,争议也来了。《北京晚报》连续20多天刊发争论文章。有老同学专门打电话给张永经:

“这是一棵大毒草啊,你可不能晚节不保!”

编辑部的故事

编辑部的故事


「从此他成了一名编剧」

对此,张永经一度压力很大。好在有些老干部的反应,让他把心装进了肚子。

那年他去看春晚彩排时,坐在前排的外交部长助理李肇星扭头问说:“这戏我家里人都看疯了,能不能给我家一套带子,让我们看周全?”

在剧烈争论声中,北视中心向组织做汇报。王光高度评价《编辑部的故事》,说它善意地针砭时弊,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:

“如果政治上出问题,我可以负全责。”

汇报完毕,冯小刚又跟北视中心出主意,送了一套录像带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。没多久,李瑞环到北视视察。冯小刚又问,瑞环同志,您看了我们的剧吗?李说,我没看,但这部剧很好,办公室的同志很喜欢。

借这股热度,《编辑部》连续拿了飞天、金鹰和“五个一工程”等8项大奖。

后来冯小刚见了老干部张永经就说:

“张局长,您就是我们亲爸爸!”

07.

无论王昆、吴冷西这样的老革命,还是洪民生、杨伟光这样的开拓者,抑或张永经这样的好顾问,在给有争议的文艺作品摁完绿灯后,都算是完美收场。

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。

1978年,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要找一个能团结多数人、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,去做广西影厂厂长。广西农学院的韦必达,被点名上调。想必那年,韦必达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事。

4年后,这一届学生要分配。他赶紧去北电找院长和书记,要了12个名额。

那拨人毕业后,本来分配了10个。结果大家都嫌弃,只去了4个。

这四个人,是导演系的张军钊,摄影系的张艺谋、肖风,以及美术系的何群。

爱才心切的韦必达,亲自去火车站接这几个年轻人,还给分房子。这都不算啥,最高级的待遇,是为这几个年轻人,开了先例,闯了禁区。彼时在电影界,一个毕业生,怎么也要干八九年助理、副导、联合导演,一点点熬成导演。

结果这几个人一去,成立了全国最年轻的摄制组。

1983年5月,厂长、书记、副厂长,跟几个生瓜蛋子窝在招待所,一起审阅剧本10天。这部《一个和八个》,就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。

拍摄期间,韦必达去银川看样片,一看电影,整个人傻了。以前从来没有导演这么拍片。张艺谋在色彩、光线上非常大胆,采取不完整构图,经常只拍人物的半边脸或半个鼻子,给人一种奇异的视觉感受。

广西影厂投了50万。年底,摄制组高高兴兴地把片子交到文化部,正碰上“人性论”大批判。北京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,《一个和八个》被当成“精神污染”的靶子重点批判。甚至连北电的教学方针,都被批判。

显然,如果帽子被扣死,张艺谋四人的艺术生涯,将遭到巨大冲击。

这时候,韦必达站了出来,在厂长会议上,面对一边倒的批评说:

“我们对于这样一批勇于创新的年轻人,要关心爱护,肯定他们的成绩,帮助他们总结提高,引导他们前进,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不大胆放手培养年轻一代,我们的电影事业就没有出路。”

但最终,电影没能通过。

《一个和八个》剧照

《一个和八个》剧照


「《一个和八个》剧照」

这之前,在北影拍片无门的陈凯歌,揣着《孩子王》的剧本找到韦必达,希望给一次机会。韦看了剧本,觉得太沉重。《一个和八个》亏了50万,不能再冒险,就给了他《深谷回声》的本子,让他和张艺谋去陕西采风。

这期间,韦必达爱护陈凯歌,给他开了北影厂四倍的工资。

1984年7月,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也送到文化部,却遭到电影局领导的指责。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,韦必达不服,跟领导吵红了脸。

两部电影的争论,持续了近一年。

最终,它们都通过了。

但就那年年底,韦必达被调离了一线岗位。

08.

如果没有韦必达给摁绿灯,张艺谋估计还要在广西熬十年。但老谋子的运气,实在太好。田壮壮没能走通后门,帮他留在北京。他去广西,反而因祸得福。先是遇到韦必达这样的老干部,不久,又遇到了西影厂的吴天明。

吴天明给他和第五代摁的绿灯,那就数不清了。

吴厂长是从导演直升厂长的。他直来直去,性格不输李谷一老师。一上任,开全厂大会,就把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全撸掉,换新人。人家夜里打电话说我操你妈,他说我操你奶奶。为了西影,他只把机会留给有才华的年轻人。

光为张艺谋,他就摁了两次绿灯。

第一次拍《老井》,他把毫无演戏经验的张艺谋拖去做主角。

西影厂的人听了,非常抵触,都说:

“这俩人疯了,等着倒霉吧。”

结果张艺谋拿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。

拍戏期间,张艺谋把《红高粱》拿给吴天明,想拍。可高密早不种高粱了。当时连剧本都没有,吴天明说,等你种出高粱再拍,黄花菜都凉了。西影厂各个车间有副业,帮人修东西赚外快。这笔钱,本来是留给工人发奖金的,吴天明居然让各车间凑了四万块,拿给张艺谋去种高粱。

一个干摄影的,突然被提拔成导演。在论资排辈的业内,这是闻所未闻。拿谢晋的话说,借手中权力帮张艺谋在艺术上突围:

“这挑战了整个电影界的选拔机制。”

但吴天明不管那么多,只要年轻人能把电影拍好,他就愿意闯禁区。所以在北京拍片受阻的田壮壮和陈凯歌,拿着《盗马贼》和《孩子王》找了他。想当年,芦苇只是一个美工,因为剧本写得不错,他直接拿了1000块钱给他,说你出去采风吧,想干啥干啥。芦苇说太多,500块就够了。

后来,芦苇写出《黄河谣》《双旗镇刀客》,吴天明就说:

“花500块就培养个好编剧,太值了。”

很难想象,那些年月,吴天明头上的压力有多大。如果《红高粱》没获奖,他拿车间的钱给张艺谋私摁绿灯,会被全厂人骂死。

黄斯·安德森的《黑炮事件》

黄斯·安德森的《黑炮事件》


「黄斯·安德森的《黑炮事件》」

对此,吴天明从来不怕担责任。黄建新拍《黑炮事件》前,只是个场记,被他送去北影进修。回来,给机会,说你随便拍。黄建新刚开机,就有领导去看片,发现他那机器拍开会,4分钟不挪地方,而且一个彩色片,非要用黑白场景,就对黄建新说,学过电影吗,不会拍就别拍!

吴天明说,你们别管,我让他当导演,他想怎么拍是他的自由。

《黑炮事件》里,黄建新用了诸多先锋手法,而且只用了黑、白、红、黄色彩,完全颠覆了当时电影的美学。片子拍完,送上去过审,出了大麻烦。那年,国家要给厂里涨工资,只要片子通过,中影还给80万,到了年底,全厂每人涨一级工资,并补发三个月工资。全厂上下,盼着这笔钱过个好年。

结果呢,审核没通过。一分钱没有。

还是吴天明站出来,对全厂人道歉,说这是我的错,跟黄建新无关:

“电影是我让他拍的,这个责任在我。”

黄建新当场就哭了。

最后,影片改了70多处。在吴天明的不断努力下,电影不但上映,主演刘子枫,还拿了金鸡影帝。看过《黑炮事件》的都知道,片子里讲的那些事,放到今天,估计很难过审。所以回忆往事,黄建新常说,当时你能拿到这样的机会,一定是那个时代、那个环境,还要有那个人。

“没有那人,你也拿不到。”

为了保护年轻人,让他们大胆去干,吴天明能做到什么程度?跟黄建新一起被送去北影进修的吕枫,拍了处女作《都市之声》。电影局一个顾问看了,觉得“问题极其严重”。厂里怕担责,要往上面送。正在拍《老井》的吴天明听说,叫赶紧送到片场来,在他审片前,任何人不得去北京!

看完片子,问题确实不小。吴天明最终把片子压下来,锁进仓库,然后给副厂长写了一封信,让吕枫带回去,信上叮嘱道:

“这部影片探索失败了,但绝不能因此影响今后她和其他青年导演上戏。我们提拔重用中青年导演的方针,绝不能改变。”

不夸张地说,是吴天明摁下的一盏盏绿灯,照亮了第五代前进的道路。

一颗黑炮,一个时代

一颗黑炮,一个时代


「一颗黑炮,一个时代」

当时,厂里有个老人自己掏一部分钱,找吴天明,说离休前就一个心愿,想拍部电影,请厂里支持。说完就跪下了。吴天明说,抱歉,我们现在主要是扶持中青年导演,实在不能为你投产。说完,他也跪下了。

在其任职期间,去省委告状的人不计其数。光是对他的经济问题审查,前后就有三次。为了那些绿灯,吴天明三天两头跟领导吵架。

20年后,他还记得自己说得最狠的一句话:

“我不当官继续当导演,你不当官就什么也干不了。”

09.

摁了那么多绿灯的吴天明,后来的日子,并不好过。

1989年,吴天明赴美访问。因为一些事,滞留在纽约。他在西影厂的工资,不到200块,出国时也没带几个钱。身上的钱花完后,只能在洛杉矶开录像带店维持生计。即便如此,得知彭小莲拍片没钱,还责怪她为什么不找自己。

又叮嘱彭小莲,没好剧本,宁可熬着,别拍烂片!

吴天明后半生一直践行着这条准则。

当上厂长后,吴放弃了自己的艺术,专心扶持年轻人。厂长不当了,他才四处找机会拍片。幸好那年,邵氏有个本子要拍。吴天明一口答应,赶紧飞到香港。看了本子才发现,是台湾编剧写的俗气故事,格调很低,什么“寡妇通奸被沉塘、大旱之年祭龙王”。剧本,张艺谋也看过,说实在太烂俗了,唯一能改的就是其中一老一小的情感,这东西,全国只有吴天明能拍。

随后,吴找来四川编剧魏明伦改剧本,改成一个新故事。

这就是电影《变脸》。

吴天明靠它,拿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。

《变脸》剧照

《变脸》剧照


「《变脸》剧照」

宁可不拍,也绝不拍烂片。因为这条底线,吴天明拍的片子越来越少。这位老干部,一生摁无数绿灯,给中国电影留下宝藏,结果到了晚年,很多电影梦没能实现。他想拍的《岁月如织》、《白鹿原》、《秦腔》都没成。

遗作《百鸟朝凤》四处找人才拉到投资。直至病逝前,都没找到愿意发片的人。

市场化起来后,长达10年时间,很多人拿钱诱惑他,拿剧本给他。不喜欢的题材,都被他拒绝了。人家问他是不是跟钱有仇,他说:

“钱顶个屁用,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拍!”

写《百鸟朝凤》时,吴天明经常写哭。但因题材冷门,故事平淡,找了十几家发行公司,均遭拒绝。就在一位老板说要看片时,吴突然离世。随后,投《后会无期》的方励接下电影,为它下跪,呼吁影院排片。

一个为中国电影发展挑战无数陈规的导演,就落得这样苍凉的结局。

西影厂在吴天明卸任后,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。

我相信,那些从厂里走出来的年轻人,永远感谢他拍下的绿灯。

10.

为《视与听》撰稿的著名影评人汤尼·雷恩,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:

第五代还没起来前,他常到中国来,去北电看学生的片子。那个时候,汤尼·雷恩有一位影协的朋友,时不时寄给他一些包裹。在包裹里,他收到过《黄土地》和《黑炮事件》在剪辑室留下来的单帧35毫米胶片。胶片上的影像,曾让汤尼十分震惊。没想到中国导演已经拍出了这样的东西。

当时,《黄》与《黑》都还没过审,更别说上映。

后来,汤尼回忆说,显然,当局的一些高层人士,对这些创造性作品很感兴趣,希望它们能获得一定的支持,在海外得到消息。

汤尼还说,我相信,像我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。

汤尼不愿透露这位朋友的姓名。可想而知,在往昔的岁月里,在争论的时代中,像王昆、洪民生、张永经、韦必达这样摁绿灯的老干部,还有不少。有些人是在台面上摁的,有些人,则是偷偷摁的。

如果没有这些老干部,广大人民群众或许、也许、依然能听到《乡恋》,能看到《编辑部的故事》,中国电影依然能诞生《黄土地》这样的划时代之作,但其间的曲折有多少,弯路有多长,谁也说不准。

在此,得怀着敬意,感谢老干部。

电影《黄土地》剧照

电影《黄土地》剧照


「电影《黄土地》剧照」

好了,最后,讲个段子吧。那啥期间,林彪点名要看1968年西德电影《罗马之战》。上译的配音演员们,花九天时间,加班加点搞了出来。此片作为内参片,在某些礼堂放过,尺度不小,含裸露镜头。这件事,被一个叫姜小军的孩子拍进了电影。

电影里,一群孩子偷偷窜进礼堂。方化饰演的老干部起身,他旁边的人厉声道:

“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,毒性非常深,小孩看了,会犯错误的,犯很大的错误!”

方化气得挥手说,不看了!

旁边搀他的那位忙说:

“别别别……”

我觉得姜文太坏了。


宅总有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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